《顏淵篇》有子貢問孔子：“足食，足兵，民信”這三項，如果萬不得已，該先去掉哪一樣?孔子說，首先可以“去兵”，其次可以“去食”，絕對不能丟棄“民信”。“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怎樣理解“民無信不立”呢?南懷瑾《論語別裁》的解釋是：“唯有一個政治大原則中的‘信’，必須堅守，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堅定，然后才能產(chǎn)生力量。”

　　這句話的重點在于統(tǒng)治者必須讓老百姓覺得他們講誠信，說話算數(shù)。如果統(tǒng)治者不講信用，背叛諾言，朝令夕改，失信于民，老百姓決不會傻乎乎地跟著走。

　　在我們所受的教育中，中華民族是個講求誠信的民族。“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子的話念叨了幾千年。然而，時至今日，我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喚誠信，正是因為我們面臨的是一個誠信缺失的狀態(tài)。假數(shù)字、假政績，、假折扣、假商品，借錢賴賬不還，這類同誠信相去甚遠(yuǎn)、嚴(yán)重對立之事時有發(fā)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與誠信相去十萬八千里的事情，如果說全是上世紀(jì)60年代那場反誠信大劫難的后遺癥可能未必準(zhǔn)確。反誠信之人古今有之，從劉邦、朱元璋直至今天反誠信的人，無不充滿魯迅先生稱之為“水滸氣”的流氓味。劉邦最不得人心的劣跡是翻臉不認(rèn)人，把替他打江山的韓信、彭越等功臣?xì)⒌?，就連蕭何、樊噲都差一點被他干掉。而朱元璋則“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殺之”。

　　“文革”時期政治斗爭無誠實可言，“不講假話辦不成大事”，引導(dǎo)對方犯錯誤等等，于是誠信危機愈甚。上下之間，人際之間失去信任。

　　經(jīng)過一個世紀(jì)以來的動蕩，尤其是“文革”，中國人失去的最重要的東西是誠信。潛藏在對于“文革”后果各種反映后面的是一種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價值的失落，時間、真理和生命的失落，誠信和尊嚴(yán)的失落。所以反誠信之人絕不會銷聲匿跡。

　　一個人的信譽當(dāng)然要靠自己去樹立，但如果全憑自覺，恐怕很難人人都能獨善其身。有的人可能是越來越放縱。一味強調(diào)自覺，只能說明社會還不成熟，還太弱。要解決誠信問題就得動真格的。

　　據(jù)說，在新加坡機場，那些曾經(jīng)在新加坡有過劣跡的人只要用自己的真實姓名就別想再踏上新加坡的國土，因為他從前的劣行都被記錄在案，隨時可以被有關(guān)部門查到。

　　一個社會只有在不但靠輿論和教化，而且有能力和制度懲治那些不講誠信的人的時候，這個社會才是健全的社會。和諧社會靠誠信支撐，誠信靠輿論和教化特別是制度來樹立。我們呼喚誠信，更呼喚樹立誠信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