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夏秋兩季，我每周都要趕到天津市北郊區(qū)的一個國營大廠去。那時，我的父親成了“走資派”。關押在廠的父親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樣，每周回家和家人團聚，而是經(jīng)常被帶到各大車間或廠外批斗。

　　我每周周末奔波兩個多小時，到父親的身邊，最為要緊的事情就是為他理發(fā)。那時，我學會了剪平頭，這其中卻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抵抗造反派的“革命行動”——以免那些斗我父親的人揪他的頭發(fā)。這是母親出的主意，每次我去為父親理發(fā)時，她總是千叮嚀萬囑咐，生怕被人看出破綻。

　　父親被關在工廠的一個五金庫里，他的床就是在鋼板上鋪幾個草袋子，有兩個人輪流值班，盯著他。

　　我到之后，先把水果“戰(zhàn)斗煙”遞到兩個看守的手上，然后問一句：

　　“我可以給他理發(fā)了嗎?”

　　“理吧。”

　　理完發(fā)父親用手—抓，前前后后抓不住了，就說：“行了，挺好!”

　　在那苦難的歲月里，我的母親以她的細心和智慧守護著父親那顆備受創(chuàng)傷的心。除了讓我每周去給父親理發(fā)，她還讓我給父親送去一件坎肩。坎肩的里面藏著一塊厚厚的牛皮，恰好護住父親的兩肋。

　　“文革”結束后，父親竟沒有留下一點傷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