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 別
1968年9月18日,第一批天津知青啟程奔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整整一列火車,停靠在天津站老舊的站臺上,車上是穿著黃綠軍裝的知青,站臺上人頭攢動,站滿了送行的同學、家長。我已囑咐父母不要來,怕他們受不了,所以我只在車廂里坐著,和同學聊天。突然,有同學說你爸爸來了,我急忙跑到車廂口,看到已是白發(fā)摻雜的父親,在擁擠的人群中,踉踉蹌蹌地往前擠。父親是參加了上百次革命戰(zhàn)斗的老八路,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也免不了受沖擊、受批判。在單位參加完批判會后的老父,竟然也趕來了,我的淚水忽的就涌了出來。
一聲長鳴,不等我和父親說話,火車開動了,父親招手,我招手,車上車下兩情依依。話,已無法說了,情,卻難割難舍。車里車外,哭聲一片。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此去千萬里,悲歌壯行色。
行 程
一出山海關,景色不同了。冀中平原尚存的暑氣已經消退,關外,漸漸地感到了絲絲秋意,樹葉黃了,高粱紅了,棉花白了,是秋收的季節(jié)了。路邊的農舍,草屋居多,間或有幾間日式、俄式小樓、庭院。華北多是青磚瓦房,屋脊飛動;東北多是紅磚房,黃色的墻壁?;疖囈宦沸凶?,風光一路變換,走走停停,給正常車次的列車讓路,足足走了三天三夜。到了哈爾濱,更是停多走少。此時已是第三天的清晨,太陽東升,霞光萬里,秋色更濃,草木更枯,幾乎見不到綠色。走出車廂,寒氣逼人,身上的夏衣夏裝,像紙一樣薄,一下子被涼風吹透。大家忙往車廂里返,找出棉衣、棉褲,全套武裝,才敢走出車廂活動活動。列車停在哈爾濱郊外,在這荒郊野地里,天蒼蒼、野茫茫,看不見人家,看不見家鄉(xiāng)!
開車了,火車繼續(xù)向北行進,一直到達齊齊哈爾才又停下。齊齊哈爾車站是一座俄式的樓房,黃色的墻壁,紅色的屋頂,白色的窗戶,別有一番異國風情。鐵路兩邊,是高大的白樺樹——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白樺樹,以前只在俄國文學作品里讀到過它。白樺樹那么令人熟悉,又那么令人陌生。霜打過的野草,連綿起伏,一直延伸到視野的遠方,無窮無盡,無邊無際。市區(qū)不大,火車站外就是農村,看得出來,這里人不多。大城市的繁華和擁擠的人流,在這里仿佛就是隔界天地,凄涼之意不覺油然而生。
幾分鐘后,我們繼續(xù)前行,此時已離故鄉(xiāng)兩千多里。哪里是終點?哪里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地方?這里已是蘇武牧羊地的更北方,難道還在更加遙遠的地方!出發(fā)前,我們只知道要去一個叫北大荒的地方。北大荒,那是早已聞名的地方,小學時代,我就讀到過它,它是萬千解放軍官兵轉業(yè)后的新戰(zhàn)場,是復員軍人屯墾戍邊的邊防,是50年代北京知青梁軍那一代青年奔赴創(chuàng)業(yè)的地方!它神奇又叫人迷茫,傳奇又叫人思想,荒涼又叫人感傷!我不知今后有什么樣的命運在等待,不知有什么樣的生活要磨煉,不知有什么樣的事業(yè)要開創(chuàng)。終于,火車停了下來,領隊宣布目的地到了。啊!到了,火車停在了一個叫雙山的地方。四下望去,只感覺到了荒涼,荒涼,無邊的荒涼。小小的車站,只一間平房,鐵路兩側堆滿了紅磚、木材、石灰、水泥,站臺只有20米長。進入黑龍江就看慣了的白樺、松樹、烏拉草,此時更加茂密。丘陵起伏,林中有飛不停的寒鴉、野鳥,嶺上是連綿的樹林,火一樣燃燒的紅色柞木、樹干灰白枝葉蒼黃的樺木、無比挺拔的松樹,還有風中顫抖著的楊柳。
站臺上站滿了穿黃軍裝的我們,無言、無淚、無笑。列車開始倒退,向我們來的方向開走了。站臺上只剩下這些知青,火車拉走了我們對家鄉(xiāng)的眷戀,拉走了我們對親人的思念。沒了退路,心情反而更加激越。歌聲響起,幾百人放聲歌唱,從心底里、從肺腑里、從思想的深處大聲唱,唱哭了人群、唱哭了飛鳥、唱哭了樹木、唱哭了山嶺。啊,我的故鄉(xiāng)、我的親人,在這渺無人跡的地方,我就要開始新的生活、新的歷程!
連 隊
我分到的連隊,是基建連。平時白天的工作是建房,下班后就到山丘樹林里閑逛。男生一間宿舍,是兩排對面大炕。到了晚上,一炕睡十幾個青年,三十多人躺在一起閑聊。此時連隊里陸續(xù)來了各地的戰(zhàn)友——上海、齊齊哈爾……齊齊哈爾有不少少數(shù)民族青年,如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蒙古族等。不同的經歷、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民族,晚上閑聊起來,相當新鮮、相當刺激。
第一天干活,是篩沙。我的班長是一個上海青年,比我們早來一個月。班上還有兩個上海人,就我一個天津人,工作中他們總是說上海話,當時我一句也聽不懂。但他們必須和我交流,又要說普通話。往往是說一句上海話,突然感到不行,又說一次普通話,一來二去,沒有幾天我就聽懂了上海話。這樣語言通了,更好交流了,我索性就和他們講起上海話,不是吹,至今我還能流利地講上海話。以至后來找的女朋友就是上海人。
在基建連,我學會了砌磚、抹灰、安門窗、刷漿。最艱苦的是拉磚,磚在雙山車站,每天晚上去拉磚,白天砌墻。連隊每天晚上輪到一個排拉磚,一共四個車,每車五個人,跟著車來回跑。東北的冬天,幾乎天天零下40多攝氏度。滴水成冰,寒風刺骨,到處是白茫茫的積雪。雪的山、雪的嶺、雪的樹林、雪的荒郊。拉磚時我們還要站在車上,汽車開起來,冷風吹過來,哈氣結成了霜,凍在眉毛、頭發(fā)、眼皮上,只有臉蛋露出紅撲撲的一塊。來時發(fā)的棉衣棉褲根本擋不住風寒,風就像沒有隔著衣服一樣,直刺身上。沒幾天,知識青年全換上了羊皮大衣、羊皮褲子、羊絨帽子,像威虎山上的楊子榮一樣。
寒 屋 夜 讀
一個月后,我調到了團部宣傳股,任通訊報道干事兼文教干事。管通訊報道、學校、文藝隊、宣傳,主要是通訊報道和宣傳。當時在《兵團戰(zhàn)士報》、《黑龍江日報》、《解放軍報》等刊物上常常見到我的文章。
在團部一個人住宿舍,相對比較安靜,但到了晚上就很寂寞了。宿舍里沒人和你交流、聊天,也沒有豐富的業(yè)余生活,更沒有電視、廣播。這時,讀書就是我最大的渴求,往往一本書讀到爛熟,一份報看到報尾。讀得最多的是外國文學。有幾個齊齊哈爾戰(zhàn)友,來時帶了不少外國文學的書,北大荒畢竟是邊疆,管得不很緊,這給了我讀書的自由。那時,我為俄國的普希金、托爾斯泰、契訶夫、克雷洛夫,英國的莎士比亞、拜倫、雪萊,法國的雨果、羅曼·羅蘭,德國的歌德、海涅,意大利的《牛虻》……一次次感動。室外是零下40℃的天氣,風呼嘯著,雪飄舞著,盡管室內爐火通紅,溫度也上不去,只有零上1-2℃,手伸不出來,只好帶著手套讀,直到夜闌人靜。一次,借到了本《德國詩選》,一口氣讀完后,突然萌發(fā)了抄寫的念頭。我要把它保留下來,我要用持久的書寫來鍛煉我的意志。和戰(zhàn)友說好,為期一年,借我抄寫。從此,晚上有了事干,每天一篇,從冬到夏,堅持不懈。雪化了,草青了,花開了,大地播種了,我的詩抄完了。這本手抄詩集融入了我的血、我的汗,它擺在我的案頭,引來多少目光!當年,妻子也曾被這本詩集所吸引,感謝詩集,它成了我初戀的媒介。
幾十年過去了,這本手抄詩集隨我從南到北,走過了祖國的山山水水,至今沒丟。
文 藝 演 出
剛到兵團,業(yè)余生活十分單調,兵團黨委為了豐富職工的業(yè)余生活,仿照解放軍編制,組建了團一級業(yè)余宣傳隊,當時叫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我團文藝宣傳隊由一批哈爾濱戲曲學校、齊齊哈爾民族中學和上海、天津知識青年中的文藝骨干組成,在五師各團中屬于力量最強的一個文藝宣傳隊。
剛一成立,第二天就組織排練。導演是黑龍江省某劇團的專業(yè)導演,由于是右派,所以下放到兵團改造,團黨委并不歧視他,因為已經摘帽,所以大膽起用他。寫到這兒,我的孩子會問我,什么叫摘帽?是呀,這一代青年,他們怎么會知道這些事情呢?第一場節(jié)目,全部是歌舞,那個時代的語錄歌、那個時代的忠字舞,這又是我們孩子這代人難以理解的。第二場,排練京劇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好在戲校的學生功底好,少數(shù)民族知青歌舞好,上海、天津知青的見識廣、素質高,三下里結合,節(jié)目排得越來越熟練。
終于可以演出了。周末的晚上,團部周圍各連的知青全來了,有三、四百人。禮堂很小,實際上就是一間大屋子,請木工在前面打了一個臺子,拉上幕布,改造成的。禮堂中央,用木板釘了幾排長凳。禮堂是黑土地,沒有水泥,一層浮塵。放人了,知青一擁而進,揚起滿屋的灰塵,暴土揚場,幾乎看不見人影。燈光暗淡,是團部用柴油發(fā)電機自己發(fā)的電,電壓極不穩(wěn)定,一會兒,燈光明亮,一會兒燈光昏暗,像一團紅火,加上飛揚起來難以沉落的灰塵,還能看見什么?節(jié)目,大家都很熟,已經達到人人會唱、會演的地步。其實大家來這里,也不單純是為了看節(jié)目,主要目的是會會平時分散在各連的老鄉(xiāng)。進入禮堂,人們久久不能平靜,東北話、上海話、天津話此起彼伏;招呼聲、寒暄聲、喧囂聲就像開了鍋的水一樣,沸騰著、翻滾著。我趕快登上舞臺,請大家平靜下來,但不起作用。我們股長是解放軍,42軍派來的,也趕緊上臺和我共同維持秩序,還是不起作用。團長急了,一步跳到臺上,一個脆亮的“起立”口令,全體青年站立起來,又是一個口令:“立正”,大家齊刷刷地站成了排。但是,此時的禮堂也要不得了——灰塵又一次揚起,燈光更加昏暗了。原來很漂亮的上海、天津女孩,很潑辣的哈爾濱、齊齊哈爾女孩,臉上全都掛滿了黑土。但是,全體知青,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個個都精神飽滿地站著,聽團長——一個老八路、一個現(xiàn)役軍人的訓話。
紀律整頓好了,全體坐下,節(jié)目開始了。演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從心里由衷地佩服解放軍團長的經驗、作風和剛勁,這才是真正的男子漢!在以后的歲月里,我常常和團長一起下連檢查工作。一部抗美援朝繳獲的美式舊吉普車,拉著我和團里的領導,幾乎跑遍了團隊所處的訥河、嫩江地區(qū)。
采石場之夜
到了1970年,團隊又來了一批又一批的上海、北京、天津、哈爾濱、齊齊哈爾青年。為了解決住宿問題,基本建設成了團里的主要工作。更主要的是團里的各級領導,基本是解放軍,他們的家屬也從原來的部隊住地來到了邊疆。家屬的到來、知青的增加,使原本浮動的知青的心,也逐漸安定下來了。東北知青原本就比我們天津、上海、北京知青的年齡大。上海、天津知青,年齡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一二歲,北京知青大部分是十六七歲的小青年,而少數(shù)民族青年由于讀書晚,大部分人已經二十五六歲了。他們開始了談情說愛,開始了成家立業(yè)。需要蓋宿舍、蓋醫(yī)院、蓋招待所、蓋學校……
為此,團里成立了采石連。1971年我主動要求到采石連擔任排長,并率先帶領一個排,上山采石。
在一座丘陵石山的半山腰,我領著大家伐木搭起了一排小窩棚,男生住西頭,女生住東頭,中間是伙房。白天采石,男生掄錘,女生扶釬。炮聲隆隆、硝煙滾滾,到處是炸飛的石頭。采好的石頭,一堆一堆地碼在山下,等待拉走。再由于路遠,車每天來一次,送來蔬菜、米、面、油、酒等食物,再拉走采好的石頭。
第一次單獨帶隊上山,第一次住在荒郊野外,第一次和20多個青年男女露宿山上,我感到了責任的重大,心里充滿極